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从1997年开始编制市场化指数，现在数据到2019年。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只有三个时间有所下降，分别是1999年、2010年和2019年。市场化指数与民营企业发展指数高度相关。事实上，市场化的一个分指数就来自民营企业，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尽管全国整体的市场化程度在上升，但是各地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总的来讲，东部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西部最低，中部在两者中间。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地区间比较理解其他问题的机会，民营经济发展或者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会给中国人的收入带来什么变化？

　　在利润与工资的关系方面。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私人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越高。以2016年为例，市场化程度提高一个点，私人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可以上涨约1826元。事实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民营企业的净资产利润率也在上升，但这二者不是高度相关。结果是，市场化程度高、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私人企业的工资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上升，占主营业成本的比重也在上升。这说明了民营经济更好的发展有利于收入向普通的工薪阶层倾斜。

　　在城乡差异方面。大体上我们可以用城市跟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看。城乡差距最大的时候是1957年，到1978年的时候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的2.6倍，之后几年有所下降，然后又回升，2003年开始城乡差距逐渐缩小，202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的比率跟1978年大致相当。这是全国的情况。分省来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民营企业发展越好的地方，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越小。横跨20年， 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少城乡差距。

　　农村贫困化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数据显示，民营经济发展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比重越低，2010年、2016年都一样。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贫困人口比重的降低速度也更快，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异。

　　在地区间收入差异方面。如果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算的话，改革开放之前的地区差距要比改革开放之后大。这里我们是用最高收入的省级行政区的人均GDP和最低的省级行政区比，最高的通常是上海，偶尔是北京。最低的是甘肃、贵州，更多的时候是贵州。1978年，上海人均GDP是贵州的14.2 倍，但是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降到了5倍，之前还有更低的时候。所以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之间的差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我们研究采用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变异系数，即人均GDP的标准差除以人均GDP。变异系数等于零意味着地区间没有差异，变异系数超过零越多差异越大。数据显示，在1978年时地区人均GDP的变异系数是最高的，之后一直到1989年都在下降，然后上升，2002年又开始下降，最近两三年又有所上升。总体来讲，从人均GDP衡量的话，改革开放前地区之间的差异大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地区差异更大程度上是农村之间的差距，而不是城市之间的差距，城市之间的地区收入差距比较小。这意味着民营企业发展和市场化带动的城市化本身就可以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前面看到的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很大程度上与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有关。城市人口占的比重越大，地区之间的差距越小，这个当然也与民营企业的贡献有关。

　　在基尼系数方面。我们用来衡量一般的收入不平等都用这个系数。从全国看，改革开放之后，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大致到2010年左右开始下降，最近几年略有回升。分各地区来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重要的信息。以2001年为例，民营企业越发达、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小。2013年的情况也类似，尽管相关度没有几年前高，但相关系数是负的，这在2017年的数据中也有体现。所以总的来说，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减少地方的收入差距。

　　在收入的垂直流动性方面。对市场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阶层流动，比如原来是低收入阶层后来变成了高收入阶层，或者反过来。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步。根据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2006年发表的研究可以看到，1990年收入最高的那20%的人，只有44%在五年之后还在最高收入层，另外56%下降到其他收入层了，其中有5%进入了最低收入层。而1990年收入最低的那20%的人到了1995年的时候有不到一半仍然是最低收入阶层，超过一半的人进入其他收入层，其中有2.1%的人进入了最高收入群体。

　　总的来说，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应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要通过更公平的竞争规则增加财富，且在增加的过程中进行更合理的分配。

（非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