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末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出现以来，消费一直是经济复苏的薄弱环节，尤其是接触型、聚集型、流动型消费恢复偏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参考海外经验，消费修复的高度仍相对有限，而且不同品类的修复路径也存在差异。我国在今年面对外需降温，出口承压的大环境下，消费或将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恢复和扩大消费是政策的重点方向。

　　新发展阶段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海外发展的经验看，在经济增速换挡后，消费的作用往往会有所抬升。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和出口的重要性提升，消费占比相对减少；随着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重新成为增长的重要引擎。回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在抬升，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疫情出现之前的几年，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均保持在50%以上。

　　从产业角度来看，制造业升级到了一定程度，进一步升级的速度放缓，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会抬升。2016年到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保持在60%以上，随后受疫情影响有所回落，但是2021年仍然达到54.7%，高于第一产业的6.5%、第二产业的38.9%。从消费结构来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务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会持续增加。从政策角度来看，决策层对消费的重视逐步加深。关注促消费的政策方向主要体现在：强调基础性作用；强化民生导向；倡导绿色消费。

　　2022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数据显示，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0.2%，相比疫情之前2019年8%左右的中枢有较大差距。消费承压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疫情扰动下，居民消费场景缺失，尤其是接触型、聚集型、流动型消费恢复偏慢。其二，房地产供需两端承压，对相关产业链的消费形成拖累。其三，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可选消费品的零售受到更多影响。我们认为，可选消费偏弱主因在于疫情以来居民收入受损，更多偏好储蓄而非消费。根据统计局的调查，自去年4月起消费者意愿指数始终低位徘徊。

　　海外消费的修复高度和影响因素

　　基于海外经济体的经验，可以从总量和结构来分析消费修复的高度以及可能影响消费修复高度的因素。我们发现，即使在消费修复近半年后，疫情造成的影响仍普遍存在。从2022年一季度开始，各个国家和地区，消费先后进入复苏通道。但是，截至2022年三季度，在我们观测的17个经济体中，仅有美国的消费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水平。相对而言，欧美国家的消费修复水平较高，而亚洲地区的消费修复程度相对偏低，仅修复至无疫情情形下的九成左右。

　　疫后消费修复的高度不同，影响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居民的收入。美国为居民提供的补贴超过了工资和就业的损失，使得美国居民收入在疫情防控期间不减反增，这正是美国修复高度明显超过趋势值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影响消费复苏的重要因素，是居民前期多增的超额储蓄。一般来说，居民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超额储蓄率越高，后续随着线下消费场景的放开，消费反弹的高度也就越高。

　　然而，美国的超额净储蓄率并不是最高的，但它的消费修复程度却较其他经济体更高。我们进一步发现，超额储蓄的来源不同，其对消费的提振作用有明显差异。超额储蓄的来源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是“超额”补贴，这主要来自各国积极财政政策给居民带来的额外收入。二是“减少”支出，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居民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从而被动增加了储蓄。还有一部分是“超额”薪酬和其他收入，但由于疫情使得居民失业、减薪，所以这一项目一般表现为负值。对比美国和日本超额储蓄的结构，我们发现美国居民的超额储蓄绝大部分来自“超额”补贴，而日本则有近40%的超额储蓄来自“减少”支出。

　　超额储蓄的来源不同，其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也存在差异。“超额”补贴形成的超额储蓄集中于低收入群体。这是因为，补贴政策一般更倾向于救助低收入人群，从美国数据可以看出，在美国不同收入的人群中，“超额”补贴对最低25%收入群体的贡献最大，而对于最高25%收入群体来说，“超额”补贴甚至是负值，也就是他们收到的补贴反而低于没有疫情时的水平。而“缩减开支”形成的超额储蓄则更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这是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大多是刚需，即使面临疫情冲击，也很难削减。

　　低收入群体的超额储蓄，可以刺激更多消费。一般来说，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美国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倾向是最高收入群体的5倍左右。这就意味着，同样规模的“超额储蓄”，如果属于低收入群体，那么相比于属于高收入群体，能够刺激更多的消费。也就是说，发放财政补贴越多的经济体，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那么疫后消费修复也就越高。

　　即使有充足的储备资金，居民是否会将这些资金用于消费，还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或者说是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如果居民对未来经济较为乐观，认为未来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当前不必要进行额外的储蓄，就会将资金更多投向消费。反之，居民会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此预防未来意外的发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疫后消费复苏呈现结构性分化

　　在不同的消费类型中，耐用品修复偏慢，但由于本身受疫情影响较小，当前基本都已修复至无疫情情形下的水平。而服务消费由于弹性较大，修复斜率高，则最终修复的高度偏低。

　　首先关注商品消费。第一类是食品饮料。刚需型食品饮料消费在疫情峰值期修复明显偏早、偏快，甚至出现“逆势增长”，这主要是居民在疫情前期有大量的“囤货”需求。而在疫情影响减弱后，食品饮料消费并没有持续修复，甚至会出现一定回落。第二类是纺织服装。由于纺织服装的消费与居民出行相关性较高，所以在疫情影响减弱、人口流动恢复后，购置新服装和鞋类的需求在短期快速回升，持续大约一个季度左右，之后又有回落。第三类是医药消费。和食品饮料类似的，在疫情高峰初期，医药消费出现“逆势增长”，但在疫情峰值过去后，医药消费再度回落，之后基本持平。

　　再来看耐用品消费，我们主要分析了汽车、电子产品（通信设备）、家具家电三大类耐用品，其中汽车消费改善相对明显。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消费，在疫情防控期间就表现不错，这主要是由于居家时间增加，所以在疫情过去后，需求也相对减弱，出现相关消费反而走低的情形。而与出行相关的汽车消费则相反，在大部分经济体中汽车消费均出现明显改善。

（非原创）